
1932年,19岁学霸校花张晓芳,在母亲的强制下,嫁给已婚富豪。她强忍泪水说:“比我爹还大3岁呢,不合适!”然而婚礼当天,看到酒席上新郎准备的惊喜时,她被彻底折服。
1932年农历十月二十七,上海礼查饭店的孔雀厅里,19岁的张晓芳坐在新婚的床上,手里紧紧攥着一把裁衣服用的大剪刀。
三个月前,她爹倒在了医院的透析机旁边,做手术要500块大洋,还得交200块大洋押金,这笔钱,差不多是上海一个工人83年的工钱,她娘把家里能当的首饰都当掉了,才凑出150块大洋,亲戚们看见张家就像躲瘟疫一样,谁也不肯帮忙。
走投无路的时候,她爹原来上班那家公司的老板徐有才,送来了一张能救命的支票。
这个徐老板52岁,已经死了两任太太,手里管着三家纱厂,还有远洋轮船公司的股份,他派管家蒋老头来张家提亲,张晓芳当时就冷笑:“他比俺爹还大三岁呢!”
可最后,她还是在婚约上按下了自己的手印,结婚那天,来的客人都炸开锅了:“徐老板是不是疯了?”“怎么娶个小姑娘当姨太太?”
谁也没留意,每张桌子中间摆的西式蛋糕上,都写着一行字:“芳妹生日快乐”,等到《生日快乐歌》响起来的时候,徐有才亲手切开了最大的那块蛋糕。
那天,正好是张晓芳的生日。
半个月前,她跟着徐有才去参加一个宴会,服务员端上来的红酒,正好是她以前在论文里写过的波尔多产的,徐家的司机每次送她去上课,总会特意绕到复旦大学女生宿舍楼下,管家送来的聘礼单子上,还专门注明了“新娘要的书,直接从法国书店寄过来”。
这些细节,像一根根针,把她心里那个“这就是买卖婚姻”的念头给戳破了。
客人全都走了之后,徐有才带着一身酒气推开了新房的门,张晓芳一下子抽出剪刀,对准了自己的喉咙。
没想到,这个被传成“老色鬼”的人,却摘下眼镜揉了揉太阳穴,直接走到书桌边,打开了保险柜,里面没有金银财宝,只有两份盖着骑缝章的文件。
徐有才用手指蘸着茶水,在桌上边写边画:“我的钱分给你三成,你过世之后归你弟弟。你继续去读书,每个月给你50块大洋,条件是帮我管账,别让我那几个败家儿子把钱糟蹋光了。”
他指着协议第七条说:“要是我三年内病死了,你有权处理我所有的家产。”又指了指关于奖学金那条:“考上学位,钱翻一倍,但得学商科,这年头,长得漂亮却没本事,那可是要命的。”
张晓芳整个人都愣住了,这分明是一份供她读书、培养她的合约,结婚之后的日子,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,每天早上,徐家的车准时停在复旦大学门口,她拿着《国富论》下车时,总能看到后车窗里徐有才那颗光光的脑袋。
这个没念过几年书的土财主,逼着她翻译英文合同、用算盘算外汇汇率、在董事会上学怎么看股票走势图,有一回她账算错了,被罚抄《盐铁论》十遍,半夜趴在桌上睡着了,醒来发现自己身上多了件貂皮大衣。
1933年,日本人占了热河,徐有才连夜把三家纱厂全卖了,换成金条,缝进了棺材的底板里。
1935年的一天,他咳出的血把真丝睡衣染红了一大片。
他把张晓芳叫到床边,从枕头底下掏出两张去香港的船票:“带你弟弟走,别回头。” 她趴在床边哭着喊:“您不是说好要教我十年的吗?” 徐有才费力地眨了眨眼:“教会你怎么守住家业,够用了。”
他颤抖着手,指了指保险柜的暗格,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十二根金条和一本账本,“密码是你生日,记住,徐家的产业,只能用来做救国救民的实业。”
三天后,徐有才去世了。灵堂里挤满了来要债的人。
张晓芳穿着孝服,站在棺材前宣布了三件事:把所有佣人都遣散、清算徐家全部的财产、剩下的钱捐给十九路军。
满屋子的人正吃惊的时候,她甩出了徐有才亲笔签名的授权书:“我不只是他的未亡人,还是他指定的财产管理人!”
她带着他教给她的本事和留下的金条,在香港皇后大道租下了一栋三层楼的铺子,白天,她是绸缎庄的老板娘;夜里,她做起地下钱庄的生意,把筹来的军饷悄悄缝进运往延安的棉衣里。
1941年,香港被日军占领,她扮成难民逃回了上海,从前那栋徐家的洋房,已经变成了日军的司令部,她冒险溜进地下室,用煤油点燃了存放账本的库房。
这段从金钱开始的交易,最终在战火纷飞的乱世里,炼成了像金石一样坚定、响亮的回音,真正的豪门风骨,从来不在吃穿用度上,而在于哪怕身处绝境,脊梁也依然挺得笔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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